广州未成年人保护引争议 未满10岁不得独处

　　未满10岁的儿童不能让其独处、也不得交由未满16岁的人代为照顾，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不能超过国家规定量……这些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来自《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简称草案)，日前已提交市人大审议。不过，这一堪称“史上最严”的儿童保护条款，出台后却未收获预期的一致喝彩，其中某些规定的“不可行性”，反而引发网友的吐槽和家长的疑惑——保护孩子的初衷虽好，但如此“一刀切”的要求，究竟能不能从法律纸面走进社会现实？

　　——编 者

　　政府出严规

　　细化父母和监护人义务，未尽保护的要负法律责任

　　家长不得让未满10周岁的子女独处，不得交由未满16周岁、或者有法定传染病、或者身心有严重障碍、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安全的人代为照顾——近日，《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甫一出炉，这条“未满10岁不得独处”的严规立刻在微博“走红”。

　　其实，早在2012年2月，广州市人大法工委和共青团广州市委就联合启动了《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的立法。今年4月23日，草案正式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十四次会议审议(一审)，被列为2013年立法计划项目。

　　记者了解到，每到夏天，广州不少地方会发生未成年人游泳溺亡事故，或因疏于照看发生小孩被车撞等悲剧。“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正确判断自己行为，因此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严加看管，不得让其独处或委托不适宜的人代为照顾。”有专家解释说。而按照草案的规定，父母或监护人让10周岁以下儿童独处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基层群众性组织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这次的草案，不但“严”而且“细”，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小学减负、教师管理、网络防护、托管机构监管等。比如，学校应当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的户外体育锻炼，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校车应当安装、使用带有卫星定位和视频监控功能的行驶记录仪，并接入教育部门的监控平台等。针对近几年频发的未成年人在学校门前遭受伤害的事件，草案还特别规定：早7时至晚6时，学校应当允许本校学生留校或者入校，以应对不少家长忙于上班，不能按时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实际困难。

　　而在社会保护方面，草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现未成年人流浪街头的，向民政或者公安机关报告；发现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告；发现适龄未成年人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及校车存在超载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向教育部门报告。

　　“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用立法的手段厘清了家长、学校、社会等对未成年人安全的义务，同时明确了未尽义务的法律责任。”广州市人大相关负责人如此解读草案的意义。

　　家长有话说

　　受条件所限，“一刀切”要求难以遵守，规定恐流于纸面

　　“我们八九岁的时候就帮着爸妈带弟弟妹妹了，现在未满10周岁不得独处，这现实吗？连这也要罚，未免太严厉了吧！”听说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广西籍外来务工人员岑信宇挺高兴，但看到某些条款，却直摇头。

　　岑信宇坦言，自己的儿子今年刚上小学，已经很懂事。平时他们夫妇俩忙于工作，儿子放学后，常常是自己先回家，关好门边做作业边等父母回来。“如果不让他独处，难道我每天还要提前回家，或聘个保姆看着他？这哪是我们外来务工人员负担得起的？”

　　记者了解到，像岑信宇的问题，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广泛存在。虽然一直以来，因对随迁子女监护不善而引发的悲剧时有发生，但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当前的社会现实，“一刀切”要求“不得独处”未免太过严厉，无法完全遵守。

　　不仅外来工，这样一条规定，很多白领也很难做到。在广州一家网站做编辑的甘甜说，现在都市白领工作都很忙，能照顾孩子的情况下，当然尽可能两全，但如果孩子大了一些，也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偶尔独处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五六岁就独自上街打酱油了，那你说现在让孩子去楼下超市买个东西，算不算‘独处’？”甘甜说，在她老家农村，父母忙于农活，孩子们都是三五成群自己去玩的，如果按这个规定，找谁去“代为照顾”呢？

　　一些市民更是担心，草案这种“善待儿童，保护孩子”的良好初衷，会不会像之前广州出台的控烟条例那样，因为“不现实”、“难实施”而流于纸面？

　　网友“王玉初”认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法律，如何切实地付诸行动才是关键。“就目前来说，很少有人对邻居单独留孩子在家进行举报。在当前这种矛盾多发、情势复杂的社会下，警察是否有足够精力与人手来管这样的事情？执法惩戒监护人与保护孩子的亲情之间的微妙关系如何权衡？这都是不小的考验。”

　　执行难度大

　　草案落地需配套措施跟进，引入社会组织解决托管难题

　　“以前经常看到介绍，国外家长如果单独留幼小的孩子在家，邻居会举报到警察那里，警察会给予干涉，情节严重的甚至会剥夺家长的监护权。我们距此，还有很多路要走。”在很多人看来，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要超越纸面文章走向“实然”，从根本上要依赖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和社会成员意识的提升。

　　而在现实层面，草案的落地与执行，显然需要更多配套措施的跟进和补充。首位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建议，可以在社区成立专门的托管站，吸纳义工和志愿者参与，为外来工子女服务，外来工自己也可依托托管站组织互助，辅导孩子的功课，并监管他们的安全。

　　针对当前市场上鱼龙混杂的营利性托管机构，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魏强透露，草案已规定，授权市政府制定学生托管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加强监管，对存在治安、消防等安全隐患的学生托管服务机构，及时责令整改、依法进行处理；对无证经营的学生托管服务机构，依法予以取缔。

　　《孩子》杂志主编严凯则呼吁，解决未成年人托管问题，要引入社会公益组织，特别是拓展政府补贴的公益组织主导的微利性托管。“相比于市场托管和学校托管，社会公益组织有明显优势。比如外来工务工群体，有部分家庭承担不起市场所要求的托管费用，就可以让社会公益组织做托管工作。公益组织除了能满足保障孩子人身安全的最低要求之外，还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至于如何让社会组织参与进来，他认为这需要政府采购政策的制度指引，也应该采取竞争机制，让有能力有责任的机构暂时托管。

　　有专家表示，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政府和企业也应当更多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比如，街道路面下水井盖时有时无，且没有围护和提醒，给未成年人造成危险，这就暴露出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疏漏。而未成年人保护，正是要从这些小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