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量涌现。如何切实保障这部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职业环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日前，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直指从业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益问题。全国总工会也于近日下发了《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推动建立健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本版推出《让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不落空”》系列报道，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在休息、劳动报酬、劳动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旨在助力推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进一步落实，敬请关注。
北京外卖骑手飞哥前段时间病了一场，“体力不行了”。飞哥今年45岁，做外卖骑手4年。“我见过一个骑手兄弟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甚至骑着电瓶车都能睡着。有一天他突然摔倒在路边，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加营养不良。”
在飞哥组建的外卖骑手微信群中，这样的事情时常被讲起。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平台主播等新业态劳动者，他们普遍反映“工作时间超长”“缺乏休息”。
日前，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要求推动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受访专家表示，就业形态在发生改变，但保障新业态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价值取向没有变。
一天送182单外卖得干多少个小时
182单，这是一家外卖平台骑手榜单上北京“单王”某天的派送成绩。
“这是什么概念？”飞哥感到不可思议，“就算1个小时能送10单，那得连续干多少个小时？骑得有多快？”他顿了顿说，“还真就有人做到了。”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长期关注外卖员群体权益保障问题。该中心以北京地区外卖骑手为对象做过调研并形成2020年度报告。报告显示，95%以上的外卖员日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其中每天工作时间在11小时~12小时的占比38.8%，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比28.08%。
“对比2019年的调研结果，可以发现外卖员的劳动时间持续增长。”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
和飞哥一样，53岁的北京网约车司机周师傅也会提醒自己“别那么拼”。每天早上7点出车，接一波上班早高峰的单子后，他会在上午10点多回家补个觉，下午4点多接着干到第二天凌晨。
周师傅曾有过“极拼”的时候。几年前几大网约车平台刚兴起，他在好几个平台都注册了账号接活儿，从早上6点连续干到夜里12点以后，“整天处于不停接单赚钱的兴奋状态”。但他坦言：“这就是疲劳战术，渐渐地就干不动了。”
三年多前，90后的小洁成为黑龙江一家公司孵化的电商主播，卖当地特产。“一场直播时长3小时起算，4小时算正常，最长的一次我连续播了12个小时。”她说，下午1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是黄金时段，主播除了中途上厕所几乎不离开直播间。
长期饮食和休息的不规律让小洁患上了胃病，离不开胃药和益生菌。直播间之外，她还负责选品、售后等工作，“睡觉前都在手机上选品，醒来发现手机还拿在手上。”
“谁不想休息呢？都是为了挣钱”
“谁不想休息呢？”26岁的快递小哥小郭道出心声，“都是为了挣钱。”
今年6月，小郭从河北农村来到北京做快递员。每天早上6点半到站点取件，晚上9点多下班，送一单挣2元。目前还是新人的他一个月挣7000元左右，有同事挣的是他的两倍。“干得越多，挣的越多。”小郭说。
当前，计件工资是快递员、外卖员等群体的主要工资计算方式，劳动者为了多挣工资，不得不长时间工作。“还有一些平台规定，只有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才能拿到更高的补贴。”黄乐平说。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44.16%的外卖员每月的送单量都在800单以上。“工作时间的增长和送单量高企不下的背后，是平台单方面降低单价，外卖配送员被迫延长工作时间以维持原来的收入。”报告指出。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看来，新就业形态对工时制度的监管以及相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带来很大挑战。
“平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使得劳动者超长时间工作，而当前监察执法的手段和力量还没完全跟上。”范围说，“加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平台很难主动地去限制从业人员接单的数量或接单时间。”
日前，福建省厦门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该市餐饮平台发出提示函，其中有一条提示引人注目：外卖员连续送单超4小时，20分钟内不再派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和尝试，与此次8部门联合发文提到的相关意见整体上是保持一致的。”范围说。
不过，范围也认为，这一条措施怎么落实，怎么解决平台甚至从业者的不自主性和不自愿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黄乐平对此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让外卖员在工会的帮助下拥有更多的议价权。
应设定与新业态相适应的工时标准
“从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角度，应该设定相应的工时标准。”范围认为，这个设定可以适当区别于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具体在设定上需要在新业态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找到平衡。”
范围表示，有了相应的工时标准以后，监察执法也要探索与新业态相适配的新路子。
“由于对新技术的应用，平台对从业者的管理越来越精细。那么，监管部门能否依托这种技术，使得监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实时？”范围说，“比如，在监察执法中依托数字技术与平台打通，对平台是否存在从业者超时工作等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并且执法信息平台能主动预警。”
“当然，要让平台配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法机制，以及让平台承担严格的法律责任。”范围说。
黄乐平认为，要把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措施真正落实好，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出台。在此之前，可以通过产业工会或者平台所属行业协会，推动制定新业态从业者的基本工时标准。或者通过平台和从业者签订合同，对工作时长等作出约定。
采访中，受访专家都提到一个问题：新业态工时制度和传统工时制度的“变与不变”。
“从经济从属性来讲，新业态劳动者相比传统劳动者有了更多的工作灵活性。但从人格从属性来说，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黄乐平表示，“对于新业态劳动者，也要给予其应该享有的基本的劳动保障。”
范围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工时制度解决的就是劳动者健康权益保障问题。“一个人不能无休止地工作，不然不仅有损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劳动者履行其他社会责任，比如抚育小孩、陪伴老人等。”
“制定相应的工时标准，保障新业态劳动者身心健康，这个价值取向应该是不变的。”范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