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出的调解金额是否存在异议？”
“我方无异议。”
“现在请双方当事人签收调解书。”
……
8月23日，网络主播温小蒙（化名）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总工会调解员曾焕生的帮助下，拿到1.3万元调解款。
这也是1年多来，曾焕生参与调解的第17起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这一次，从启动调解到调解完成，他只花了不到72小时。
工会调解员主动提供服务
“我究竟是签约艺人还是职工？”温小蒙不清楚自己和公司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该找谁，维权陷入“慌乱”。
今年5月6日，温小蒙在厦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当起网络主播。和不少同行一样，她入职时与公司签订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一份《艺人签约合同》。
双方约定，温小蒙每月基本工资为5000元，交通补贴与餐补费用300元。直播收益在平台扣除管理费后，按7∶3分成。温小蒙每月的直播时长被规定不得低于200小时，除每月休息4天，其余时间她每天都必须上线直播。
7月18日，温小蒙接到公司主管发来的停播通知：从当天起她已不再是公司的签约艺人。为此，温小蒙向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她的第一个申请事项就是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曾焕生告诉记者，这家公司对包括温小蒙在内的多位主播的直播时长、内容质量、粉丝数量、直播活跃度等多项标准都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和考核办法，因此温小蒙与该公司符合劳动关系判定的特征。
8月19日，曾焕生在当地仲裁委提供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案件中，找到温小蒙提交的仲裁申请。他主动联系温小蒙，表示要赶在仲裁委开庭前帮助她进行“最后的调解”。
“部分新就业形态职工因为劳动关系无法被界定，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职工没来找工会，工会应该主动找职工。”湖里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林文告诉记者，为加大源头维权力度，区总工会建立“工会+仲裁”联动维权机制，定期筛查案源，主动介入，为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新就业形态职工提供维权服务。
两笔“明白账”算到公司负责人心里
8月20日8时30分，曾焕生比计划时间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可找到这家传媒公司已是11时。“仲裁申请书上登记的地址是一家产业园，而实际办公地点却在20公里外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半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
曾焕生告诉记者，与新业态企业打交道，“凡事早一点”是他总结出的工作方法。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596.67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00元”“支付拖欠工资3280元”温小蒙提出的赔偿金额合计16176.67元，这让企业负责人难以接受。
眼看调解陷入僵局，曾焕生“搬”出了出门之前就替企业算好的两笔“明白账”。
第一笔是诉讼账，“仲裁的律师费要8000元，一审、二审还得请律师，案子办下来光律师费就要2.4万元。”他提醒该公司，如果法院判定劳动关系成立，公司不仅要支付赔偿金，还要支付比赔偿金多很多的诉讼成本；另一笔是信用账，“案件审理后，公司侵害主播权益的行为将以法律文书形式在网上公开，一个有信用危机的平台还怎么吸引新的主播入驻？”
这两笔账都算到了该公司负责人的心里。经双方协商，赔偿金额最终被定在1.3万元。
72小时不到，问题就解决了
签订调解协议后，温小蒙即刻收到这家公司转来的1.3万元赔偿金。她感慨道：“没想到72小时不到，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我觉得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工会。”
“无论是替传统行业职工还是替新就业形态职工维权，都绕不过‘法理情’三个字。”厦门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许毅青表示，“平台经济的用工形式和新就业形态职工的就业方式给工会维权带来新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的维权方法就失灵了，而是需要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
日前，厦门市总工会出台文件，进一步推动劳动关系发展态势监测研判工作，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对新就业形态职工的覆盖，新增12家企业样本点，通过收集数据，及时发现并预判事关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的倾向性问题。
此外，厦门市总工会还大力推动“园区枫桥”机制向新就业形态职工集中的新兴产业园区和线上平台覆盖，通过整合工会、人社、司法、法院等部门的职能和资源，建立劳动纠纷预防调处一体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