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不太清楚，我身体没啥毛病。北京这边（工地环境）比老家好，伙食也好。”正在工地食堂打饭的周易恒（化名）今年50岁，是一名架子工，最近刚从老家甘肃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建设工地打工，当被问及是否了解职业病防护知识时，他表示了解甚少。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像周师傅这样的农民工2018年全国有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由于就业困难、缺乏一技之长，农民工往往从事建筑业、采掘业、加工制造业等职业危害因素高的行业。
4月25日至5月1日是全国第17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建筑工地发现，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健康意识存在较大差异。
农民工成职业病防治重点对象
原卫生部2008年发布的《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显示，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粉尘、噪声、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物质等危害，以及高处作业、密闭空间作业、高温作业、低温作业、高原（低气压）作业、水下（高压）作业等产生的危害。职业病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民工尤其应成为被保护的重点对象。
不过，记者发现农民工群体对职业病的了解以及防护意识存在差异。在通州区副中心建设工地上，来自河北保定的木工岳尤民（化名）今年42岁，他表示自己接受过职业健康宣传教育，“以前挣钱不容易，辛苦一天只挣几十元，所以大家不舍得把钱花在看病上。现在生活水平和工资都提高了，很多工友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意识也在逐渐提高。”
而另一名在附近工地工作的电工张大明（化名）却向记者表示，自己对职业病相关情况不是很了解，很少有防护和安全措施，也没有人专门强调和监管。
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一施工项目附近，一名专门给建筑工人理发的师傅杜亮（化名）40多年来一直与工人打交道。他告诉记者，很多工人都没有职业病防护意识，一些工人甚至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使患上职业病也无法获得赔偿。
对企业加强管理需三落实
国家卫健委2018年6月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26756例，新发职业病人数、累计职业病人数和因职业病死亡人数均居于世界高水平。
近年来，北京市疏解整治散乱污等企业，一大批制造行业搬迁，一些传统职业病危害企业在减少。不过，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依然存在。
职业病防治的关键在企业。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于2018年12月29日开始施行，为促进用人单位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破解职业病鉴定、医治、赔偿难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记者在走访北京住总集团通州副中心项目部工地时发现，施工现场配备楼体防护罩、除尘器、地面硬化处理等安全防护措施，工地生活区设立农民工夜校、安全宣讲台、宣传栏警示标示等，工人进入施工现场前要接受安全、职业卫生、消防等教育。
该集团行保部部长董鹏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大型企业会按照国家要求的标准配备安全防护措施，建筑材料努力向无毒无害化推进，比如使用卷材代替沥青防水等。但他同时坦言，建设标准化设施需要投入资金，成本至少高出两三倍。而一些不太规范的建筑承包商或者小型施工队，可能为了追求利润、降低成本而不使用环保材料，在防护措施上会有所节省，同时对职业健康缺乏重视以及相关宣传和培训。
对于企业应承担的责任，董鹏表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职业健康的组织体系，从领导到二级单位，包括基层的项目部，需设专人管理，主抓职业健康；二是资金的投入，包括防护设施、人员的培训教育、体检等方面的投入；三是健全培训和宣传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提升工人自我防护意识。”
北京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处长李玉祥认为，应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做到管理工作三落实：一是落实组织机构，企业要设立专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二是落实人员，管理机构内要有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落实；三是落实管理制度，建立职业卫生责任体系，有效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开展。李玉祥表示，“企业对法人代表和有关管理人员，以及职工的职业卫生相关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其次要加强职业病危害告知，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同时要定期检测，定期体检，佩戴防护用品是最后一道防线。”
提升工人自我防护意识遇难题
除了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以外，如何提高工人自身的防护意识也十分重要。而相关部门及企业开展的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对工人意识的提升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考量。
一名水电管道施工安全管理员贾强（化名）告诉记者，公司每年4月都有职业健康宣传活动，各分公司派代表学习后再一级级向下传达到一线工人，这种方式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最终的效果可能会打了折扣。有些工人嫌麻烦或者不方便就不戴安全帽和防尘口罩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副调研员吴强表示：“很多企业配备的防护用品都很完备，但是从以往检查的情况来看，有些时候工人自己并不重视。”
那么，为何提高工人的防护意识会面临困难？
潞城街道专职安全员张建华已从事四五年的职业安全健康宣讲工作，他认为，农民工流动性强，尤其是在建筑行业，工作单位时有变动，由此带来人员管理难、职业健康监管复杂的问题。
董鹏也表示，职业健康培训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持续性，工人的意识也需逐渐提升。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如何保证人员长期接受培训教育是很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政府部门或者一些社会组织介入，比如让从业者使用手机软件接受职业健康教育和培训，通过每天学习或答题来不断提升自身意识。”董鹏又补充道，“不过每个企业对此重视程度不一样，当工人换到其他工地时可能缺乏相关宣传和培训，这就使其慢慢忽视职业健康。”
此外，工人流动性强，导致职业健康检查及建立职业卫生档案面临困难。而且有些职业病发病具有滞后性，像尘肺病潜伏期有时可长达几十年。董鹏说，“我们的工程两年就结束了，所以体检的作用可能不太明显。另外，由于工程层层转包下去，工人与分包企业签订合同，因此体检职责由分包企业来负责更合理。”
另外，很多工人不敢进行体检，害怕因为暴露健康问题而无法找到工作，甚至怕在岗期间得病被辞退，因而可能会向用人单位隐瞒实际情况。
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需建立长效机制
在去年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职业安全健康监管职责由原来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转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司承担，此次机构改革利于实现职业卫生监管事权统一，可见国家对职业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了解到，农民工职业健康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缺乏有效劳动合同的保护；执法不到位及监管不力；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意识淡漠；职业病防治技术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对相关职防法律了解不够，不了解自身职业健康监护权益等。
李玉祥表示，2019年将继续压实属地政府和企业两个责任制，对建设项目实现闭环管理，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继续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指导和帮扶工作，进一步整合各级职业病防治院所、疾控中心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和力量，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责、功能和建设目标，同时强化宣传和培训工作，营造全社会关注职业卫生的氛围等。
在北京市职业病防治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防控联合会副秘书长胡兰看来，职业病防治涉及很多部门，且需要对企业不同层级的部门做好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培训，“无论什么情况，劳动者培训必须抓好，这是安全和健康的前提。”
董鹏则表示，如果每个项目都体检，也会导致成本和时间的浪费。“政府部门有必要建立一个农民工职业健康数据库。如果企业有了可供查询的平台，就会清楚地知道该员工的体检情况、培训记录、从业年限等。这也会倒逼分包企业重视职业健康，建立职业健康信用等级。施工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像查询安全记录一样查询分包企业的职业健康记录。”
